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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“時間”尤其敏感。時間是常態,也是變化,是物理的,也是精神的。 黃詠梅:“時間”是我反覆書寫的主題
來源:中華讀書報  | 舒晉瑜  2020年10月26日06:27

《走甜》,黃詠梅著,花城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,38.00元;《給貓留門》,黃詠梅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,38.00元

黃詠梅

10歲發表詩歌,17歲出版詩集,70後作家黃詠梅的創作時間已經有三十餘年。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在回答我問題時,圓圓的臉龐浮起的笑意,酒窩裏裝着温和的親密。

熟悉黃詠梅,不是因為詩歌,也不是她近年來風生水起的小説,而是當年流行一時的“小女人”散文。我關注這位同時代的同行,那時,她還是南方一家媒體的記者,散文清新雋永,很得我心。十多年後黃詠梅再次進入我的視野,是頻頻在刊物發表的小説,而且屢次獲獎。她已不是停留在記憶裏的“小女人”黃詠梅,儘管她還是那麼小鳥依人的温柔,她的作品已顯示出靜水深瀾的力量,開闢出一番廣闊的新天地。

地域的變化似乎可以看作黃詠梅創作的分水嶺。讀書時在廣西,多寫詩和散文;在廣州做媒體工作時,寫的小説主要以嶺南生活為題材,而且會大量運用粵語方言。比如《負一層》《草暖》《勾肩搭背》《多寶路的風》等等。2012年,黃詠梅移居到杭州生活,小説再次發生了質的變化。

中華讀書報:你的小説中有很多大齡女性,如《小姨》裏的小姨,《負一層》裏的阿甘,《跑風》裏的瑪麗,《文藝女青年楊念真》《開發區》等,都有一點“理想主義”。作為女性作家,你如何看待筆下的女性形象?

黃詠梅:在我的寫作裏,女性只是一個寫作的角度或者視角。當我開始寫一個女性的時候,我會按照一個人來寫她,只不過她跟他的生活形態有所不一樣,她包包裏有鏡子和口紅,有衞生巾,她沒有足夠的力氣搬運重物,她容易掉眼淚,但並不意味着她就生來應該被照顧,被降低要求,被輕視,甚至被犧牲。寫作對於一個作家來説應該像伍爾夫所提出的那樣——是雌雄同體的。相比“女性”,我更關注“人性”。只有當我看到一些男性作家,用他的筆簡單臆造、輕慢地為女性貼標籤、歸類甚至為女性代言、編史,我才意識到,女性作家努力去寫出女性真實的困惑和想法是很有必要的,這是對人物的一種尊重。我試圖克服自己的單一和偏見去書寫筆下的人物。

中華讀書報:如《一本正經》《路過春天》《把夢想喂肥》等,主人公都是從小地方到大城市,筆下的人物又多是底層人物,關注的也多是日常生活,但是你的寫作筆墨變化多端,每一篇打開都有新的發現和價值。能談談你的選材來自什麼嗎?當很多人感慨同質化寫作太多的時候,你總能給讀者創造驚喜。

黃詠梅:剛開始寫小説的很長一段時間,恨不得自己身上長出一隻雷達,從生活中搜索到有價值的素材,得到一些興奮的故事、細節便幸運得心跳不已。後來,隨着媒介的發達,任何見聞都可以分享給大眾,“所見”在這個時代如此輕易,卻讓講故事的作家幾乎動彈不得。既難以在紛繁的“所見”中闢出一條通往小説的蹊徑,也難以在虛構的“所見”中獲得讀者新鮮的目光。寫作者在生活中到底還能看到什麼?

最近讀彼得·漢德克的小説《短信長別》,小説藉由主人公“我”這個年輕作家表達了關於寫作中“看見”的思考,令我心裏一顫。沒有特徵的東西是我們習見的,習見往往導致作家的“不見”,這是一種麻木。在“習見”的日常裏獲得意外的感受,需要作家保持好奇心,孤獨地去看和想。我寫到現在,還沒有題材枯竭的困惑,我對世界依舊保有好奇心,我總是感到對現實知道得太少了。

中華讀書報:很喜歡《非典型愛情》《多寶路的風》《帶你飛》《騎樓》中的愛情描寫。你如何看待愛情?

黃詠梅:寫作那麼久,很少有人問我這個問題。大概因為愛情這個話題太個體化,也太古老。我那天還在朋友圈裏開玩笑説,明明聽到一些流行情歌,很容易被裏邊又純又美好的愛情所打動,但我卻不會或者説寫不出那樣的愛情。我的閲讀經驗裏,同行寫的小説裏的愛情,往往都是“有問題”的愛情,難道小説不負責管美好的那部分愛情?有一個朋友説,只是你不寫這類小説。他認為嚴肅文學作家去寫美好的愛情會變得不“嚴肅”,會輕淺和老派。我想了一下,這顯然是一種偏見。愛總是帶着美好和傷害的,我們只是對錶現後者更為拿手,如同擅長寫悲劇勝於喜劇一樣。但隨着年紀的增長,我覺得要很好地寫出愛的美好、深情的那些部分,真的很不容易,要求身處這個時代的作家,承認並相信愛情,視愛情為一件莊嚴的事情,堅持這樣的想法本身就不容易。我還是相信愛情的,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未來能寫出美好而莊嚴的愛情。

中華讀書報:近年來的小説,你的關注點中多了老年和死亡的題材。如《金石》《父親的後視鏡》,小説主人公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。是否也是深有體會?

黃詠梅:這些老人幾乎都逐漸脱離了時代運行軌道、徘徊在社會的邊緣地帶,跟他們相比照的是轉型的社會、變遷的城市、代際的更迭,他們已經“搞不定”這個時代了。寫他們身處其中的困頓和掙扎,實際上是在寫人跟時間的對抗,人跟慾望的對抗。我對“時間”尤其敏感。時間是常態,也是變化,是物理的,也是精神的,這會是我反覆書寫的主題。

中華讀書報:可否談談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《父親的後視鏡》?這一短篇是在什麼背景下創作出來的?發表後有哪些反響?你覺得是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嗎?

黃詠梅:這個短篇是2014年發表在《鐘山》雜誌的。是我定居杭州後寫的一個小説。那段時間住在運河邊,每天都沿着武林門往拱宸橋方向散步。這段運河河道不寬,時常能看到一些運貨的船在行駛。岸上車輛密集、匆匆,運河上貨船稀疏、緩慢,如同兩種時間在一個城市裏,這種對比,也照應着我那時的生活狀態——從一個生活節奏相對快的廣州來到相對慢的杭州生活,這些感受是我創作這個小説的初衷。這個短篇發表之後,獲得了首屆“《鐘山》文學獎”,並進入了中國小説學會當年的短篇排行榜,以及《羊城晚報》的“花地文學榜”年度短篇排行榜,還被收入了一些專家選本。

跟很多獲獎作家一樣,獲獎的小説不見得都是他們最滿意的小説。這個小説也不是我自己最滿意的,只能説它符合獲獎的種種標準。作家不是為了獲獎而寫小説,但是獲獎會使作家收拾起長年寫作累積起來的倦怠、沮喪等情緒,重新調整自己,更好地挑戰本應完成的突破。我覺得最滿意的作品還在路上。

中華讀書報:如評論家所言,你的小説中少有大起大落、撕心裂肺,而多是微塵般的煩惱,瑣屑的小情小事,你的筆觸也是清明的,飽含着暖意和温情的凝視。從你的作品能夠看出,你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。你如何看待“文如其人”的説法?認同嗎?你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作家?

黃詠梅:作家的個性、氣質肯定都會在作品中流露出來,隱藏不住的。我自認我的作品還是跟我蠻接近的,抒情性多於理性,是一個感受型的作家。我越來越覺得“善解人意”這個詞,是對一個作家的要求。過於強調自我,甚至只認同自我,將自己的意願咄咄逼人地強加於他人身上,這有礙於作家對他人的理解,而只有同情和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,才能使作品擁有寬闊和深厚的品質。